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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与呼伦贝尔大草原

归档日期:06-08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火雅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《呼伦贝尔大草原》是一首歌。为了它,我整整准备了50年1951年,我出生于北京的一个蒙古贵族家庭。从小,我不知道自己是个蒙古人。那时的北京,民族概念很淡,没有谁强调自己出身于哪一个族群。只是依稀地记得,小时候家里总来一些,或是草原上来京开会、看病的亲友。每当这些亲人来过,家里就会有一些草原独有的食品:黄油啊,奶豆腐啊,还有裹着锡纸的奶油块。,他们身上总有一些羊膻味,从呢子大衣里,从蒙古皮袍中散发出来。问起这是什么味时,母亲总是怀有几分自豪的说,蒙古味儿呗!在北京幽深的胡同里,我渐渐长大。1960年十一月一个寒冷的日子,母亲哭着告诉我,父亲没了。母亲搂着我们兄弟三人,哭成了泪人。从那一刻,我意识到,自己应该有志气、有担当哥哥是个残疾人,弟弟才6岁。母亲是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,在北京蒙藏医院工作。医院专门收治来自草原牧区和青藏高原牧区的病人。母亲会蒙语、藏语,她除了本职化验师,还兼着翻译,每天起早贪黑地忙于工作。于是,这家庭的生活担子就落在我的肩上。母亲的教育从来没有和风细雨过,她手中的鸡毛掸子就是我人生的教鞭。不论哪一门功课,只要不是满分,那只掸子就会呼啸而至。而我,竟从没有逃脱、哭泣或求饶。多年以后我问母亲,你为什么那么狠地抽打我,是因为对父亲的恨吗?她摇摇头,叹了一口气,疼爱地看了我一眼:你当时为什么不跑啊?1964年,我考上了清华附中。是这个学校让我走上了一条艺术的路径。学校里有一个文艺社团,每个学生都可以报一个专业。我们的音乐教员叫王玉田,他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派乐器,我分到了一支小号。铜制号身在号盒中闪烁着金黄色,3只键子,一双白手套。王老师说:“这支号很贵,98块钱呢!你要爱护它,做它的朋友。”从那天开始,这只小号就没离开过我,从北京一直到黑龙江。在文艺社团里一年以后,我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。1965年为纪念“129运动”30周年,首都各学生要组织一场盛大演出,清华大学军乐团多个队员正在农村搞“四清”,只好从附中乐队抽调,我是五人其中之一。清华军乐团几近专业,水平很高,老师周乃森,是专业的音乐教授。每天第七节课后,我就来到音乐室参加紧张的排练。一个月后开始到人民大会堂集中。排练间隙,我就摸到人民大会堂的各个角落,看大学生们排千人大合唱,看他们排练舞蹈。很多年后知道,那时清华舞蹈队的队长就是。不过,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,还是中央乐团的合唱指挥秋里,他英俊、潇洒,总爱和大学生们谈笑,身披一件花呢大衣,暗红格的围脖,指挥的手势让所有人着迷。终于演出了,原先说好要来,可演完才知道,他没到场,代表他的是彭真。在清华大学军乐团的两年中,经过那一次大规模的演出外,还有每星期的训练,要吹很多曲子,学五线谱,练习很多枯燥无味的教程。每年的“五一”或国庆节晚上,还要参加广场的狂欢。金水桥前有三个巨大的圆圈,年年位置不变:中间的是中央民族大学,东侧是北京大学,西侧是清华大学。而我们乐队永远比那两个学校演奏得要悦耳许多,乐队阵容也强大。最后一次狂欢是1966年的“五一”。每个院校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,秩序井然。突然,广场的探照灯一齐射过来,把城楼照得雪亮,扩音器播起《东方红》。我预感到要出来了,就起身向旁边的金水桥跑去。看到四排军人席坐在地上,已经隔开了一个通道,的敞篷车缓缓地开了过来,他的头发有些花白,散乱着,用帽子向学生们挥舞,我的身后一片混乱,人们欢呼着万岁,震耳欲聋,每个人都激动不已当我回到清华大学的方阵里,看见周乃森教授含着热泪在愤怒地咆哮,一位上海籍的大学生满脸沮丧地站在他面前原来,我们乐队最珍贵的乐器,土耳其大钹被人群踏碎了。“五百美金啊,你知道吗?怎么这么不小心。全中国才两片,中央乐团一片,清华大学一片,就这么完蛋了!你赔得起吗?!”半个月后,《5.16通知》发表,“”开始了。整个清华大学、整个北京、整个中国都破碎了,就像那片土耳其大钹一样破成了碎片。连同它破碎的还有我的梦,我的音乐之梦。不懂音乐的朋友很难理解,这个梦想有多么美妙。当号身握在你的手中,当你把号嘴轻吻在你的唇间,深深地吸进一口气,闭上眼睛,气流冲过你的嘴唇流进了号身,那清脆而又悦耳的声音便奏响在天地之间。哪怕是音阶或音程的练习,哪怕只是一个长音,它会让你的灵魂插上乐思的翅膀,在云中翱翔,美妙无比。我从未奢望当一名作曲家,我只梦想当一名乐手,坐在清华大学的乐队中,我的面前是谱架,谱子上爬满了音符,它们会让我的心飞翔。血腥的揪斗开始了。疯狂的口号开始了。大串联开始了。清华园里,到处是席棚做的大字报廊,各种文章在人们的笔下激越着,皮带翻飞、血沫奔涌。半夜,经常被破碎的玻璃声惊醒,被惨叫或口号声惊醒。多么好的一个中国啊,破碎了我清华附中的启蒙老师王玉田,把北京的许多中学生组织起来,成立了一个“思想革命路线宣传队”(简称“路线多人的规模。又开始了排练和演出,宣传队地址在北京建筑工业学校。所有的曲目都是他带着一些高中同学创作出来的,很震撼,很好听,有点像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。我们演出了很多场,出了大名。那段时间我的音乐之梦又开始复苏,认识了中央乐团的首席小号陈嘉敏;芭蕾舞团的首席圆号杨洁等有名的音乐家,还有很多北京其他中学的优秀乐手。我的小号水平也明显提高。但与此同时,中国之乱也到了极致。1967年12月,当革命走入末路时,“路线”也解散了。我报名去了北大荒农场。那一年的冬天,出奇的冷。我们一行500名北京知青,坐上专列,告别了首都,告别了少年时代,在车轮的轰鸣声中呼啸而去在兵团,我成了一名锻工。从16岁到24岁,我在炉火旁,在铿锵的大锤声中度过了8年青春时光。身体渐渐壮硕起来,也长得高大起来。不管工作有多累,我身边一直有那把小号陪伴着。想家了,挨整了,绝望了,我都会在黑暗的锻工车间里吹响它。号角声从破窗里飘出,带着我的灵魂,飞向天宇之间,飞向白茫茫的雪原上我离开北京的第二年,母亲和爷爷乌宝(科尔沁左翼前旗的末代王爷、扎萨克)被押回老家,囚禁、批斗。爷爷乌宝被天津知青打死,母亲也几次险些遇难。当她5年后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时,身上三处骨折,已经很多年没有在有屋顶的房子里过冬了。她逃出了轰然坍塌的牛舍,此后被允许在一个窄小的柴屋内度过最后一冬厄运,一直缠绕着我。贵族,这顶帽子一直跟随着我。我努力工作,我冲在最危险、最困难的第一线,想得到和常人一样的待遇,但一切都是徒劳的。渐渐地,我变得狂野起来,打架、斗殴,寻找着一切机会去报复。刀子、斧子、钢叉、扁担我用一切可以得到的物件做武器,去挑战别人。我力大无穷,我步履灵活,我胆大心细,我的眼睛里总闪着仇恨的光。母亲解放后,她知道了我的野性已经无法控制,早晚要出事,旋即让格根姐姐、巴拉吉姐夫托人,把我调到了呼伦贝尔嵯岗牧场插队。命运之神让我回到了草原,回到了自己的族群中。当我伤痕累累从黑龙江兵团回归到草原时,我已经从一匹北京长大的小马,成长为一匹四蹄矫健,威风凛凛的野马了。回到呼伦贝尔草原,再也没有歧视,再也没有告密,我可以自由地呼吸、自由地奔跑,自由地让精神在天地之间飞翔了。从一个禁锢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,在一片宁静得可怕的草原上行走,那份喜悦,那份族人给与的温暖与亲切,让我狂喜,让我忘记了伤痛,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自由的可贵。浪漫的气质与浪漫的情怀,从此在心中扎下了根,我贪婪地注视着每一根小草,每一朵白云,每一只羔羊,每一匹骏马。我再也不愿意从马背上下来,我骑着自己的那匹马,走近湖水、走过沙丘、走过森林,当我纵马跨过河水时,我回身望着四溅的水花,心情竟像鸟儿一样。再后来,我被抽到牧管局文艺队,走遍了境内的十几个牧场,从岭西到岭东,从多雪的冬天到杜鹃竞放的晚春,我和我的法国号一起(此时的我已经由小号改为法国号),又走过了三年难忘的时光。当我28岁时,终于考上了黑龙江省艺校的呼盟民族班,成了一名学生。考试通过,这个梦寐以求的事,竟然在我身上实现了,真是令人难以置信,我这种出身的人也可以参加考试被录取啦!此前,我也经历过很多次以失败告终的考试。第一次是1972年夏天,上海音乐学院来黑龙江兵团招生,我偷偷从车间溜出来,带着小号,20多里地的奔袭,忍着蚊虫的叮咬来到团部。第二天见到了老师报上了名。满屋子的考生中除了唱歌的就是民族乐器,西洋乐器只有我一个。我吹奏后,从老师的眼中看到闪着喜悦的光,让我充满了自信。可是当我走出考场,军务股长远远地把我喝令过去,臭训了一顿,说:你这种出身的人还敢私自跑来考试?赶紧给我回连队,写检查!天塌下来了。我一步一步沮丧地回到连队,回到车间。天已经黑了,我点燃炉火,把一块圆钢烧得发了白,流淌下钢水,放在弹簧锤的铁砧上,用脚向踏板拼力踩下去,巨大快速的锤击声中钢花四射,将黑暗的车间映得雪亮,直到那圆钢吱吱叫着飞出去,击穿车间的玻璃窗飞到了窗外我抬起眼睛,我师傅手里正端着一碗面条等在门口,愣愣地看我发疯。我实在忍不住了,扑在他怀里失声痛哭

  【作者简介】克明,蒙古族剧作家,诗人,国家一级词作家。北京知青,北京清华附中1967届初中毕业生,下乡在黑龙江兵团。代表作:歌曲《呼伦贝尔大草原》、《往日时光》、《绿皮火车》、歌剧《天鹅》、《公主图兰朵》、音乐剧《金色胡杨》、《苏赫与白马》。克明的笔下,有马驹,有雄鹰,有百转千回的河流,有苍苍莽莽的森林,更有栩栩如生的蒙古额吉和英雄牧人。克明的文字质朴、洗练,有着雄阔的气势,为当代草原展开一幅幅史诗般的画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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